第四章 鹽之路

布林比（Boulby），英格蘭

史蒂夫．謝洛克（Steve Sherlock）正看著幽魂。

「就在那裡，是一處鐵器時代遺址，」他比手畫腳指著不遠處一塊草地。「憑著篤信上帝的眼，我可以見到那塊地方的植被不一樣……那邊有羅馬人建築；他們製作陶瓷，用黑玉做珠寶。那是一處地質現象，你知道，就是那種成了化石的智利南洋杉……」

我們倆都盯著同一處空地，但我怎麼也只能看到幾叢野草、幾塊光禿的土，與鼴鼠丘而已。當時適逢收成時節，一位農人駕著拖拉機拉著一輛拖車駛過。史蒂夫毫不理會，大步向前，或者應該說，大步退回古早。

這裡是英格蘭東海岸最高點，我們置身處幾百碼外，就是山崖與海交會處。眼前有不少舊鋁礦與鐵礦遺下的累累疤痕，景觀給人一種古怪的憂鬱感。這裡的土曾經煉成鋼鐵，用來打造泰恩橋（Tyne Bridge）與雪梨海港大橋（Sydney Harbour Bridge）。不過史蒂夫更關心的是此刻他踩在腳下的這塊地。

史蒂夫自一九七九年離開大學校門、決心當個考古學家起就來到這裡，時間已逾四十年。他現在代表英國公路局（Highways England）在全國各地旅行，檢視計畫興建新公路的土地。他曾在劍橋與杭亭頓（Huntingdon）之間Ａ14 號公路拓寬計畫工地下找到猛獁象牙、羅馬皇帝萊利亞努斯（Laelianus）時代的珍稀古幣，以及英國境內啤酒釀造的最早證據。近日來，由於黑貓（Black Cat）與卡斯頓絞刑架（Caxton Gibbet）之間的A428號公路路段翻修，他開始在沿線搜尋古羅馬與石器時代遺跡。不過讓他魂牽夢縈的始終是這塊空地。

史蒂夫這麼做也情有可原，因為這裡是英國最引人入勝的一處考古遺址。二○○六年，人稱「街屋」（Street House）的這處野地，因史蒂夫與他的團隊在這裡發現一座安格魯－薩克遜人古墓而第一次登上媒體頭條：古墓中有一排排遺骸，中間圍著一位少婦的遺骸，她因此得名「安格魯－薩克遜公主」（Anglo-Saxon Princess）。她是不是真的公主仍有爭議，但她躺在一張用白蠟木與鐵製成、裝飾華麗的床上，還有三件金墜飾陪葬，毫無疑問地位崇高。

其中一個墜飾是一塊雕成扇貝狀的寶石，周邊鑲著石榴石與金邊，是安格魯－薩克遜期間出土的最著名古物之一，媲美蘇福克郡（Suffolk）蘇頓胡（Sutton Hoo）「船棺葬場」出土的陪葬藝品。史蒂夫說，這幾件寶藏加起來價值不只十幾萬英鎊而已，「我在這裡可以隨意挖掘，因為每個人都說，『史蒂夫能讓我發財』。」

但這些安格魯－薩克遜寶藏不過是開端而已，因為史蒂夫挖得愈深，發現得愈多，回到的時代也更古老。在這座安格魯－薩克遜古墓（西元六三○到六七○年）底下，他發現羅馬建築（西元七○到一四○年），再往下挖是一處鐵器時代遺址（西元前二○○年到西元前一年），再繼續深挖，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西元前三八○○到三七○○年）。史蒂夫的時光旅行旅途愈遠，發現也愈驚人。

這些時代的發現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鹽。在羅馬時代以及鐵器時代，人們都在這裡製鹽，而且事實證明，新石器時代的人們也是。為什麼是鹽？為什麼選在這裡？

簡單的答案是，我們的歷史與我們的現在都離不開鹽。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說，這涉及一種生理必然性：人體如想保持運作，每年都需要幾公斤的氯化鈉，即食鹽。鹽還能協助我們的神經、肌肉與肌腱機器運作，讓電流流通。我們的生理組織與鹽的關係，就像大多數電機與電流的關係一樣，太少會造成故障，太多會超載。在現代電冰箱問世以前，鹽是儲存食物的主要手段。鹽有防腐功能，能夠殺菌；我們在用鹽醃肉時，實際上是在去除肉類可能產生的危害。鹽是生命之源。

但就像對待砂一樣，沒有人肯靜下心來，仔細思考我們對這微不足道物質的依賴。事實上，與砂相比，我們不把鹽當回事的態度還更加根深柢固。瞭解玻璃對現代經濟重要影響的人雖說少之又少，卻沒有人質疑矽晶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鹽在人們心目中卻始終沒什麼地位。但「鹽是生命之源」，這話在古羅馬時代是真理，到今天依然是。不僅我們的食物中需要鹽，鹽還是環境衛生與藥劑產業的基本組成部分。想一想你擺在廚房清洗槽底下的那些東西。烘焙小蘇打粉用來烹調，漂白粉用來清潔──甚至可以清洗汙水排水管。這些成品在一開始都是鹽。而且這種卑微的顆粒直到今天仍是化學工業的重要基礎。說來或許令人難以置信，但在臺灣那座超先進晶圓廠裡，透過管子從 sub-fab 打入上層無塵室的許多氣體與酸劑，在一開始要不是從地下採得的鹽，就是從海水蒸發得來的鹽。

不該低估這種物質還有一個原因。如果你想了解資本主義與權力，鹽是最好的觀察起點。本章下文充滿了政治、壓迫與戰爭並非偶然。鹽是人類生存必需品（其他一些形式較模糊的鹽，對我們的營養也十分重要）──這個事實意味，鹽打從一開始一直就是一種權力工具。鹽之所以成為原料世界的六大成員之一，不只因為它的獨特屬性，也因為鹽能成就我們，讓我們完成一些事。或許這麼說有些牽強，那就先讓我們看看史蒂夫在布林比山崖上發現了什麼吧。

失落的一環

在最近一次挖掘中，史蒂夫找到一些黏土做成的碗，與燒焦了的、年代比他之前發現的久遠得多的石器；據放射性碳定年法推算，這些石器是近六千年前的古物。它們有些像是你在用柴火燒水時，插在壺底下的東西。那意味一個爐灶。他發現一些氯的痕跡，說明這工具的主人用它製鹽。這已經令人振奮：雖說中歐找到一些新石器時代有人製鹽的證據，在如此偏北的地方還沒有此類發現。隨後，他發現脂類：脂肪堆積──表示人們已經知道使用牛奶。因多年在地洞鑽進鑽出而微微曲頸的史蒂夫，在這塊地上下盤查，發現這是英國境內最古老的起司製作遺跡（想做出像切達起司〔cheddar〕一樣的硬起士，你需要很多鹽）。

但直到他進一步深挖，最重要的發現終於出現。在那第一個爐灶邊，他找到第二個、第三個……一系列的爐灶。逐步抽絲剝繭後，他察覺這不是一般的先民聚落，因為它與非正式小型農民社群的標準形象不符。這裡是一個工廠，一處生產線。幾乎在無意間，史蒂夫發現一處最早期的製造與貿易源起證據。

這是我們所謂晚期石器時代，當時生活在英格蘭的人還不懂金屬製作，才剛開始從獵人聚落轉型進入農村生活。早在巨石陣（Stonehenge）那些巨石豎立前一千年，他們就建了這座鹽廠，開始開採鹽礦，製作起司，或許還有其他產品。

且讓我們沉思片刻：早在全世界最著名的一處古建築群建立前一千年，這裡的人已經開始量產產品，進行交易。這處先民聚落是介於農業革命與之後一切發展之間的一塊失落環節。在這裡工作的人──據信來自歐洲大陸，可能是法國──將如何運用天然資源製作產品的知識帶進英格蘭，然後販賣或交易他們的產品。進一步深思，你不難發現，今天所謂的智慧財產、技術轉移，以至於廣而大之的所謂資本主義，源頭就在這裡。

歷史上有許多偉大轉型，我們會在本書以下幾章討論其中幾項，但這一刻──先民與家人親友聚居，一起生產不為本身用度、而用於買賣交易的物品──代表一個重要分水嶺。對現代讀者而言，廉價、無所不在的鹽是理所當然的基本產品，先民聚在一起造鹽這件事或許有些突兀。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直到不很久以前，造鹽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

你如果造訪過鹽藝工坊，就會知道我的意思。在地中海的伊比薩（Ibiza）與馬約卡（Mallorca）島，島民自腓尼基時代（Phoenician era）起就在製鹽。他們用水道與閘門將海水引入水塘與池子，置於陽光下曝曬，取得高濃度鹽水（即鹵水）溶液，最後刮出鹽晶。這些鹽晶在法國稱為 fleur de sel ，在西班牙稱為 flor de sal ──就是「鹽之花」。鹽之花呈片狀，非常珍稀昂貴，是食鹽極品，現代主廚會將它們灑在布拉塔（burrata）與莫札瑞拉（mozzarella）起司上。ｉ

鹽之花之所以如此昂貴，與鹽長久以來一直如此珍貴的理由沒有兩樣：要取得鹽之花不僅耗時，還耗能──不僅要靠太陽能蒸發海水，還得靠人將鹽不斷耙平。史蒂夫發現的那處新石器時代的拓荒者，想來用的也是類似作法──不過他們沒有地中海氣候條件，只能將海水盛入瓦罐、架在爐灶上蒸發，而不是把海水匯入淺塘，藉陽光曝曬蒸發。他們得不斷加入海水，不斷加熱，直到可以打爛瓦罐，露出一塊珍貴的白色鹽糕為止。

「這是一項工業化流程，」史蒂夫說。「有人去『剝皮樹林』（Skinningrove）的海灘蒐集海水、蒸發，帶著取得的鹽水上山；有人蒐集柴火生爐灶；有人飼養乳牛……這些都是先鋒社群。」

史學者早有理論認為，人類文明多於海岸附近展開，原因就在於靠近海岸比較容易取得食鹽。就在布林比崖頂這處平野，史蒂夫發現證明這種理論的第一個具體證據。幾千年前在這處崖頂上製作的鹽、醃肉與起司的下落如何？我們認為，它們賣了出去，最可能賣給那些來自遠方各地的商賈。今天這處平野與北約克沼澤（North York Moors）接壤。北約克沼澤因遍植山桑子與泥炭草而呈現一片紫褐色景觀，但在這些早期鹽廠運作的那個年代，北約克沼澤與附近大部分地區仍在濃密的橡樹與榛樹林覆蓋下。隨著第一批農民進駐，開始飼牛養羊，這些森林逐漸砍伐，化為田野農村。每一處農村間有蛛網般的大道與小徑相通，人們就利用這些大小道路交易食物、貴重物品，當然，還有鹽。

賺到鹽了

你可以利用這些老鹽路在英格蘭各地旅遊。從卓威治（Droitwich）到華威克（Warwick），從布克斯敦（Buxton）到謝菲德（Sheffield），都有各式鹽道相通，幾千年來，鹽販就載著鹽，從產地經由這些道路走向消費地。的確，英國人口中的英國「羅馬路」原本都是古鹽路，只不過羅馬人在統治英國後為這些道路加鋪了路面罷了。

中古時代的歐洲，這種道路四通八達：從威尼斯到提裡亞斯特（Trieste），從提裡亞斯特到維也納，從奧格斯堡（Augsburg）到薩爾斯堡（Salzburg，意即鹽堡），或許其中最著名的是魯納堡（Lüneburg）鹽水泉與德國北海岸魯貝克（Lübeck）港之間的那條路。鹽就從魯貝克運往波羅的海、挪威，甚至昔得蘭群島（Shetland Islands）供醃製鱈魚之用。

就連在美國，許多現代道路也是撿現成，就鋪設在野牛與其他類似野獸從一處鹽泉走到另一處鹽泉踏出的小徑上。城市往往也就近出現：紐約州北部的雪城（Syracuse），在拓荒者於附近奧農達加（Onondaga）發現鹽泉之後，迅速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城市。

全球各地，人們仍然走在、或行駛在鹽道上。從羅馬穿越義大利到阿斯柯利港（Porto d'Ascoli）的ＳＳ４號高速公路，其實就建在古羅馬薩拉里亞大道（Via Salaria）──鹽路──之上。這條路以亞德里亞海為終點並非偶然：前後幾千年間，這裡是全球最大的製鹽重鎮之一。至少早從中世紀起，來自威尼斯的鹽，經此運往莫德納（Modena）與帕瑪（Parma），以及波河（River Po）沿岸其他地區，製作火腿與起司。帕馬森起司（Parmigiano Reggiano cheese）的味道，就源於它們先得在一個鹽泉溶液中浸泡二十天，然後陳化一年，讓鹽逐漸浸透。帕馬火腿、風乾火腿（prosciutto）、沙拉米臘腸（salami）之所以與眾不同，不僅因為肉質獨特，也因為它們使用的鹽主要來自熱那亞與威尼斯。

威尼斯的發跡與鹽密不可分──或許這話聽來有些逆耳：威尼斯不是以亞洲香料交易這類異國色彩濃厚的買賣聞名嗎？嗯，是的，沒錯，但在香料交易以前，而且在那以後，威尼斯是一個以鹽為首的經濟體。早在西元五二三年，當東哥德人（Ostrogoths）統治原西羅馬帝國時，擔任東哥德行政長官的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曾寫信給威尼斯人說：

你們把一切精力都花在你們的鹽田上；你們的繁榮，以至於你們取得一切需用的購買力都仰仗這些鹽田。因為這世上或許有人對黃金無所需求，卻沒有一個活人不需要鹽。 [1]

中世紀的威尼斯人控制亞德里亞海大部分鹽產，不斷與鄰近競爭對手作戰，征服對手的鹽廠。但經過一段時間，威尼斯發現，控制鹽的交易比製鹽更有利可圖。來自阿爾及利亞、薩丁尼亞、伊比薩與馬約卡、塞普勒斯與克里特等地中海各地的鹽，都要運到威尼斯，再由威尼斯銷往義大利各地與世界其他地區市場。因鹽致富的威尼斯商人進一步深入印度與遠東，並迅速壟斷了香料貿易，而鹽務局（Camera Salis）更是成為當地財經系統重心，整個城邦收入中，每七達克特ⅱ 就有一達克特來自鹽收。ⅲ

或許你開始見到一種模式了。在布林比的崖頂，一群人用鹽展開量產實驗。在威尼斯潟湖，鹽為貿易經濟體提供了基石。有了鹽，農人與漁民不再受制於旅途天數，而能遠渡重洋、販賣產品，不僅賦予了生食獨特口味，還有更加重要的東西：時間。突然間，昨天捕來的魚不必一定得在明天以前賣出去。肉可以醃起來，擺在架上一年多；牛乳可以製成起司，陳放數年。

今天我們知道鹽不虞匱乏。如果把海裡的氯化鈉完全移出來，平攤陸地上，放眼四顧，我們的陸上世界都將蓋在一層五百呎厚的鹽殼下。而且這還沒算埋在地底、蘊藏量同樣豐富的鹽。事實上，就在布林比、在史蒂夫探索的那塊地下方幾百公尺深處，就有一條龐大的純鹽礦脈。不過這是直到晚近才有的發現；新石器時代先民自然無緣得知，只能千辛萬苦、提著海水在這崖頂上下奔忙。

先民們也為我們帶來一個有關價值的教訓。他們打造這些爐灶、建立世上已知最早的生產線，只因為存在市場。

在古代世界，鹽是財富的表徵。在非洲，商人用鹽來交換黃金。人們把鹽當成貨幣買賣商品，有時還買賣奴隸。而且，這不是隻出現在古時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奈及利亞發生物資短缺與饑荒，北部許多村落就以鹽為貨幣，其中尤以英國鹽最值錢。 [2]

第一個為戰士提供正式鹽配給的文明是羅馬人──每位戰士能領到一定數量的鹽，最後衍伸出薪俸（salary）一詞。不過，或許這種配給主要算是健康保險，而非酬勞，因為戰士們有時也領錢。當我們說某人「earning their salt」或「worth his salt」ⅳ 時，是延續了古羅馬的傳統。而且這種為戰士提供鹽的傳統一直持續到不很久以前。許多世紀以來，在英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鹽巴或鹽醃製的魚、肉，都是戰士口糧的一部分。在開戰以前，一個國家首先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囤積鹽。

鹽還在戰爭期間成為武器。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封鎖美國港口，攻擊大西洋岸的鹽場；南北戰爭期間，北軍攔截運往南方的食物與鹽補給船，還專門攻擊鹽廠、搗毀鹽水泵，讓敵人就算奪回它們也無濟於事。北軍不僅攻打南軍，還切斷鹽補給，讓南軍餓肚子。

鹽與權力

一旦瞭解鹽的歷史，你不僅能瞭解貿易與商務的起源，還能摸清權力與專制暴政的根源。這世上自有統治者以來，統治者就嘗試以鹽作為統治手段：控制鹽、調節鹽、徵鹽稅，以加強他們的權力。將這種事做得最淋漓盡致的國家首推中國。

中國有十三個朝代，無數的統治者，其中有些朝代存續數百年。這些朝代從封建主義到共產主義，各有不同的政治教條，但在中國幾千年悠久的歷史中，有一項不變的體制性常數：鹽的壟斷。統治者應該控制鹽、徵收鹽稅的原則，可以回溯到西元前七世紀，回溯到漢代以前；回溯到萬裡長城建立以前；回溯到羅馬帝國、亞歷山大大帝、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以前。早在馬基維利（Machiavelli）寫《君王論》（Il Principe ）之前一千五百年，中國已經有《管子》──這可能是世上第一本有關現實政治權謀的偉大著作──而《管子》很重視對鹽的控制。

根據《管子》的記載，春秋時代，管子（管仲）在齊桓公朝廷擔任宰相。他向齊桓公獻策說，「你若宣佈徵人頭稅，無分男女老少都得繳稅，必然導致民怨反彈。但你若實施鹽稅專賣政策，不但鹽利『百倍歸於上』（歸於統治者），還沒有人逃得了稅。這才是財政管理之道。」 [3]

套用美國科幻小說作家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話：誰控制鹽，誰就能控制世界。中國早期君王遵從管子這項建議，召募工人製鹽，嚴格限制蒸鍋尺寸、日產量等等，進而控制帝國境內的配給與消費。國家既能控制一切，自然能以超出成本甚多的高價將成品賣給消費者，從而累積可觀的歲收；到三世紀時，鹽稅佔全國營收幾近九成已成常態。 [4]

如此珍貴、對人類營養與健康如此重要的鹽，不僅是重要財政收入，它也引發各種意義更深的政治議題：權力多大才算過大？國家的角色應該止於何處，公民的角色又該始於何處？個人自由應不應該勝於國家安全？在什麼環境下，中央政府可以凌駕於私人企業？

這幾個問題給人滿滿的現代感，但它們是西元前八一年在中國帝國朝廷內一場辯論的主題，收錄在有關治理問題的最著名早期文獻《鹽鐵論》裡。辯論一方是現代派，認為壟斷鹽、鐵的生產是增加軍費、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環節；另一方是儒家門徒的改革派，主張結束中央化的鹽鐵專賣限制，並質問政府為什麼要「與民爭利」。甚至到了兩千年後的今天，也沒人能確定究竟哪一方贏了這場辯論；辯論結束後，鹽專賣持續了幾十年，隨後廢止，然後又迅速恢復。 [5]

理論家在研究現代中國的本質時，往往考慮到共產黨與它的觸角；他們想到毛澤東的傳承，有時甚至還會想到二十世紀以前的政治結構。不過，思考一下治鹽，應該會帶給他們更好的方向：中國必須建立龐大的中央集權官僚體系、必須管控民營企業，部分原因就在於控制這樣物質──不僅在上一世紀，兩千年來都是如此。除了偶爾出現的短暫空窗期，中國的鹽專賣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

直到二○一三年，中國的「鹽警」──共有兩萬五千人，有自己特有的鹽晶狀金色徽章──還在不斷打擊線上賣鹽的民間商販。表面上，他們的主要任務不在於國家管控或財政營收，而在於公共衛生。中國的食品安全事件始終層出不窮，多年來「缺碘症」在鄉間也一直甚為猖獗。也因此，中國鹽專賣當局的最新任務就是盡可能為最多的人提供「加碘鹽」，即含有少許碘的鹽，可以防止缺碘症。到二○○○年，九○％中國人已經領到加碘鹽，衛生部在二○一○年宣佈，除了最偏遠的省分，它已經讓缺碘症在中國各地絕跡。二○一六年，政府結束鹽價管控，號稱將兩千年來的鹽專賣打入歷史，儘管市場仍控制在國營大廠「中國鹽業總公司」手裡，許多人認為政府壟斷實質不變，不過換了名目而已。

當然，專賣不是政府籌款的唯一手段；更常見的是稅，自古以來，統治者就在徵收鹽稅。從中國到英國到奧圖曼帝國，政府都對鹽的售賣課稅，但最惡名昭彰的莫過於法國的「加貝爾稅」（gabelle）：繁重、專斷不公，有些地方稅率高得嚇人，其他地方卻免徵，法國人民無不恨之入骨。就若干意義而言，它可說是今天所謂稅務系統的濫觴，有些像是那種讓許多家庭不敢開暖氣、不敢用電的能源稅。難怪當法國大革命爆發時，革命群眾的中心訴求就是廢掉加貝爾稅。 [6]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幾年，加貝爾稅稅率愈攀愈高，讓許多家庭陷於飢餓與營養不良狀態。就算意圖減少食鹽消費的人也難逃加貝爾稅毒手，因為每人每年必須買七公斤鹽，即所謂「鹽的責任」（sel du devoir），想逃避加貝爾稅根本痴人說夢。走私事件頻傳，違規者受到嚴懲：男、女、孩童都會下獄，或被送到帆船上充當劃槳的奴隸。有人遭酷刑，有人被當眾羞辱，還有人被送上最可怕的處決形式「死亡輪」（broken on the wheel），慘死輪下。幾百年下來，民怨沸騰，加貝爾稅收也一起攀上高峰，到法王路易十四時，此項稅收已成為法國公共財政的主幹。 [7]

路易十四的財政部長尚－巴蒂斯特．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曾有一句名言：「徵稅的藝術就像拔鵝的羽毛一樣，既要拔最多的羽毛，又要盡可能讓鵝別亂叫。」只是柯爾貝推動的加貝爾稅改革結果讓鵝叫得更兇：他將加貝爾稅法律條文化，把原本非正式的規則變得更加嚴厲。因逃稅而受罰的人於是愈來愈多。鹽稅不是法國大革命的唯一理由，但它成了代表舊制度（ancien régime France）一切惡行劣跡的標誌：它成為法國各地叛亂引爆的一個政治夾點。一七九○年，革命派在罷黜王室後，立即廢止了加貝爾稅，所有遭控走私或違規逃稅的人都獲釋。只是拿破崙在一八○六年又悄悄將它還魂了。

如果換成是對另一種商品課徵不同的稅，會挑起這場大革命嗎？或許也會。但無論怎麼說，鹽顯然有其特殊之處，因為法國的經驗並非單一事件。一八七五年，德國植物學家馬蒂亞斯．賈可布．施萊登（Matthias Jakob Schleiden）在一本叫做《鹽》（Das Salz ）的書中寫道，鹽稅與專制暴政之間有明確關係。凡試圖將這種珍貴的生活必需品貨幣化的政權，往往也導致不公不義，民生凋敝。之後幾年，施萊登的論點在一處得到了或許是最好的驗證：印度。

印度的製鹽歷史雖說沒有中國那樣久遠，但仍然非常古老。幾千年來，印度人在海岸沿線蒸餾海水取鹽，就像亞德里亞海沿岸，與地中海巴利阿里群島（Balearic Islands）那些居民一樣。但在英國佔領印度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在英國當局眼中，殖民地與領地不僅天然資源豐富、可供榨取，或許更重要的是，還是可供國內商品出口的市場。英國當局於是禁止孟加拉（Bengal）出售本地鹽，規定孟加拉人只能購買從英國進口的鹽。結果可想而知：食鹽走私愈發猖獗，英國人控制地方鹽、實施國家專賣，私人製鹽、賣鹽都屬非法。

執行這些禁制令並不容易。中國為實施鹽專賣成立鹽警，法國當局有專責監督加貝爾稅執法的鹽稅官吏（Gabelous），英國也設計了一套頗具英國味的解決辦法：樹籬。英國人在孟加拉邦境內各處建立海關檢查站，然後從喜馬拉雅山麓直到奧迪薩（Odisha）鹽廠，用刺梨、印度李樹與有尖刺的金合歡，沿整個邊界建了一道兩千四百哩長的樹籬。為執行鹽專賣，當局派遣人員日以繼夜不斷在這道人稱「印度大樹籬」的樹籬附近巡邏──由於走私客總能找破口、伺機而動，這項巡邏任務不但艱苦，還往往流於形式。英國作家羅伊．馬克斯漢（Roy Moxham）說，這道樹籬「不斷提醒印度人，讓印度人見到什麼是不公──英國稅。無論如何，英國繼續在印度加強這套系統」。 [8]

直到英國控制所有印度境內的鹽產之後，這道樹籬才逐漸荒廢（今天已經幾乎蹤影全無），但殖民當局控制鹽而引發的民怨繼續擴散。隨著在地鹽產窒息，印度被迫仰賴進口，英國鹽於是大舉進攻，英國也趁勢大抽鹽稅。就這樣，英國鹽政成了中國專賣與法國加貝爾稅之惡的集大成。

當六十歲的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於一九三○年展開對英國殖民佔領的抗議行動時，以鹽政以及讓窮苦村民損失三天收入的鹽稅為抨擊物件，原因就在此。

「英國設計這種系統，似乎為的就是要讓印度（農民）活不下去」，他以非常禮貌的用字寫信給駐印度總督厄文爵士（Lord Irwin）。

就連窮人必須賴以為生的鹽都要課稅，而且只為了講究不分貧富、一視同仁，窮人得像富人一樣繳稅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但不要忘了，無論就個人與集體而言，鹽都是窮人必須消耗得比富人多的唯一一樣東西……有鑒於此，我認為就窮人觀點而言，這種鹽稅對窮人極端不公。 [9]

就像甘地的一些同事，厄文爵士在讀到這封信時，對於甘地選擇以鹽為題大作文章感到有些不解。甘地的一些同事建議他抵制英國的土地稅，因為土地稅看起來比鹽稅重多了。但鹽有一種特殊象徵意義：鹽是大多數人的每天必需品（有意思的是，甘地本身不用鹽，他在幾年前戒了鹽），而且對英國稅收極其重要。

甘地在將他的計畫告知厄文爵士後，展開前往海岸的兩百四十哩長途行軍，一路上廣納更多信徒、支持者，加入他行列的記者也愈來愈多。二十四天後，他來到西海岸邊的小村落丹迪（Dandi），用杓子舀起海水、淋在自己身上，然後在攝影機鏡頭前撿起海灘上幾粒水汽已然蒸發的鹽晶。就這樣，他違反了印度人最痛恨的一項法律。

「我就這樣撼動了大英帝國的基礎，」他宣佈。「我要求世人同情我們這場正義對抗強權之戰。」

甘地這場「食鹽行軍」（salt satyagraha）在全國各地引發「公民抗命」連鎖反應，是印度獨立旅途中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甘地隨即被捕，但已為時過晚。他事先指派莎拉金妮．奈杜（Sarojini Naidu）在沒有他的情況下領導抗爭，奈杜領導群眾遊行到古賈拉邦（Gujarat）最重要的鹽廠達拉沙納（Dharasana）；一波又一波非暴力抗議群眾遭到警察毒打，數百人受傷、兩人死難，野蠻的鎮壓引來國際躂伐。

我們可以以甘地在丹迪海灘拾起的幾粒鹽為起點，畫一條線，一直通到印度於一九四九年獨立。對不知情的人來說，鹽──如此普通、平淡無奇的鹽──竟然播下印度獨立的種子，似乎匪夷所思。但鹽遠比大多數人想像的重要得多：它是經濟貿易的基石，是權力的工具，也是抗議的表徵。不過這一切都已走入歷史。而鹽直到今天仍然悄無聲息地擔任現代世界骨幹的事實，或許才是關於鹽最了不起的一件事。